汉娜·巴特利特，公开司法记者
一名女子试图要求获得父亲双倍的遗产，因为她认为自己在照顾父母方面比八个兄弟姐妹做得更多。
她父亲的遗嘱说，他的财产应该平均分配给9个兄弟姐妹，但这名女子声称，父亲没有把她比其他人多分配给她，这是他没有履行“道德责任”。
因此，她将自己的论点告上了法庭，对他的遗嘱和一个拥有商业地产的家庭信托基金提出了质疑，认为她应该得到两者的更大份额。
然而，一名家庭法院法官发现，她所指出的照顾安排部分是她的创造，因为她试图控制她的兄弟姐妹与父母的接触。
法官斯蒂芬·科伊尔(Stephen Coyle)表示，在判决书中，这位来自丰盛湾(Bay of Plenty)的女性的名字被涂黑，改为“贝丝”(Beth)，她在父母晚年为他们提供了“重大支持”。
她带他们去看医生和律师，帮忙买东西、洗衣服、管理物业，打扫卫生、做饭，给他们买电器。
但她也限制了其他家庭成员与父母的联系，在母亲去世后，她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之间播下了分裂的种子。
科伊尔法官说:“如果法院允许[贝丝]现在依靠她一手造成的情况作为她获得更多父亲遗产的理由，这将是不公正的。”
法官说这是一个“悲剧”，贝丝轻描淡写，“没有认识到她的兄弟姐妹所做的贡献”。
他说，贝丝的哥哥姐姐们谈到，为了帮助建立家族企业和商业资产基础，甚至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工作。
“这些兄弟姐妹在他们父母的一生中，对父母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做出了不同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
贝丝试图声称她的贡献“更重要、更有价值”，但法官不同意。
她提交了“不必要的煽动性”的宣誓书，这些宣誓书在家庭内部“造成了可能是不可挽回的裂痕”。她似乎也“没有洞察”她通过无益的内容造成的“伤害和伤害”。
两个童年的故事
法官指出，贝丝和她的大哥哥年龄相差很大，而且她的童年环境也不同。
法官说:“虽然[贝丝]的生活经历可能是她父母之间没有太多或很少的暴力，但我承认，哥哥姐姐的经历是他们看到母亲成为父亲暴力的受害者。”
其中一个兄弟姐妹说，他7岁时就开始工作，周六和周日都要帮父母打工。
“回想起来，我真的没有多少童年，因为我和尼克从小就被要求工作。
“我们早上6点离开家，晚上8、9点左右回家。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我们创造了资产，为父母的财富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人表示，他们“拼命工作”，为在父母的企业工作做出了“重大”牺牲，这些钱直接流入了一个资产基础的建设，而这个资产基础“后来被(贝丝)参与的其他建筑和资产进行了交易”。
年长的兄弟姐妹也承担着重要的家庭责任:“在我们的整个童年时期，每个年长的孩子都被安排在婴儿的卧室里照顾他们，晚上给他们换尿布，做家务。”
判决称，面对这些指控，贝丝否认或贬低了所做的工作。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否定和贬低了他们作为[父母]孩子的经历。她轻视她的兄弟姐妹们的父母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难以相处，有时甚至是一个暴力的人。”
他们母亲死后，事情到了紧要关头。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无法聚在一起计划妈妈的葬礼，给她一个她应得的送行。在妈妈的葬礼之前，我们确实组织了一次家庭聚会，但(贝丝)和(汉娜)选择不参加，而是发短信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家里的其他人感觉就像参加我们母亲葬礼的客人一样。”
另一位兄弟姐妹说:“贝丝的控制欲和对父母事务的管理方式意味着任何可以提供帮助的兄弟姐妹都被拒绝了。”相反，我们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们，送去预先做好的饭菜和烘焙食品等。”
尽管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的联系受到限制，但其中一个住在陶朗加的儿子说，他会带母亲去购物，每天都去看望父母。
漏水的家
贝丝的父母在丰盛湾(Bay of Plenty)买了一处房产五年后，发现房子漏水。
贝丝为她的父母办理了防风雨索赔，他们获得了一大笔修理费。
虽然科伊尔法官说，毫无疑问，贝丝在这件事上帮助了她的父母，但这对兄弟姐妹说，贝丝从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一个兄弟姐妹说，她和丈夫都有修缮漏水建筑的经验，但贝丝从来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姐妹俩觉得她应该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因为他们的父母有足够的财力来做这件事。
这一说法
整个争议包括两件事——父亲近200万美元的遗产和家庭信托。
信托问题将由高等法院单独裁决，但父亲的遗嘱则由科伊尔法官在家事法庭处理。
在遗嘱中，1949352.67美元将由九名兄弟姐妹平均分配。
然而，贝丝的要求不止于此，她声称她的父亲“违反了他的道德责任”，应该承认她对他的照顾和她在漏水的房子里所做的工作。
她要的不是九分之一，而是十分之二。
如果九兄弟姐妹平均分配，每人将获得216,583.55美元。如果贝丝成功了，他们将比遗嘱中规定的少得到大约2万美元。然而，贝丝将多获得约173,275.74美元。
一个兄弟姐妹支持她的提议，但其余的不支持。
什么是“道德责任”?
为了使她的索赔成功，贝丝必须证明她的父亲违反了他对她的“道德责任”——这意味着他没有“为[贝丝]的适当生活和支持提供足够的资金”。
判决书指出，仅仅表明“不公平”是不够的，必须在广义上表明申请人需要赡养和支持。
它接着说，“仅仅是受益人待遇的差异不足以提出索赔……法院的权力不能因为认为遗嘱不公平而延伸到重写遗嘱。”
结果
法官裁定，贝丝的父亲在遗嘱上签字时，应该已经充分意识到她的贡献。
“这是[他]认识到的机会，如果他觉得贡献是特殊的，或者以其他方式证明[他]为[贝丝]提供了比其他兄弟姐妹更多的认可，以表彰她的责任和照顾。”他没有这样做。”
法官说贝丝未能证明她父亲违反了道德责任。
他说，即使他的决定是错误的，他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道德责任已经确立，那么通过他遗嘱的现行条款，以及通过她作为家庭信托受益人将得到的处置，这种责任已经得到履行。
即使没有索赔，贝丝也将从遗嘱和家庭信托中获得72万美元，法官表示，这是“一笔足够大的金额，足以承认对[贝丝]负有任何道德责任”。
由于Beth没有成功，法院下令Beth支付40,611.37美元的诉讼费，以及1017.35美元的支出，用于支付她兄弟姐妹的律师费，这笔费用将从她的遗产份额中扣除。
-这个故事最初出现在新西兰先驱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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